针对“二手房交易差额征20%个税”，全国人大代表、著名编剧赵冬苓在两会小组发言时表示，征税权力本属全国人大，但从1985年开始全国人大大部分授权给了国务院，至今已近30年，“作为最高立法机关，征税权力不能继续旁落”。

　　税收既是筹众人之钱，办众人之事，怎样征收和使用，自然要先得到民众的同意。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，则是要经过民意机关、立法机关的同意，在中国来说就是全国人大，这样才能保证税收的正当性和科学性。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为灵活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，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进行税收条例的制定，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，但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建立、公民税权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，征税权还主要在国务院已不合时宜。

　　税收若不经过法定程序由民众代表讨论确认，容易导致两大问题：一方面是过度征收，比如收过头税时有发生，重复征税大面积存在，税收结构不合理等；另一方面是财政浪费，如果征税过于容易，就不会太珍惜纳税人的血汗钱，比如突击花钱、投资浪费等现象突出，以“三公经费”为代表的行政经费居高不下。

　　如果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税收问题，就会发现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，不是因为农民反抗地主，而是因为民众反抗官府。而这背后多和政府的财政危机有关，不是因为征不到税，而是因为政府规模无限膨胀，汲取能力过强，苛捐杂税太重，以致民不聊生，所以才会陷入治乱循环当中。即便放眼世界，不管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，还是美国独立战争，甚至法国的大革命，税收问题既是导火索，也是根源。所以中国才有“义然后取，人不厌之”的古训，西方才有“无代表不纳税”的箴言，温家宝总理才会说，“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，如果你读它，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，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。”

　　可见，以税收为主的财政问题是公民和政府关系的核心之一，纳税不只是民众在向国家尽义务，还有对公民作为国家主人身份的确认，这其中有义务更有权利，有责任也有尊严。所以，要“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”，先要把税收约束在法律的框架之下；要“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”，先要保障民众的征税决策权和使用监督权；要解决现有税制中的诸多问题，就要将收税权收回全国人大，让税收不再是政府自说自话，而是让民众通过代表自主决定。梁启超在百年前便提出，“国会之职权，一曰决议法律，二曰监督财政”，如果没了这两大权力，人民的权利就会沦为纸上空谈。

　　财政学者李炜光在《纳税的逻辑》一书中指出，1985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授权，范围太广，也没时间限制，与2000年通过的《立法法》第十条“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、范围”和第十一条“条件成熟时应及时制定法律，终止授权”相冲突。在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后，继续授权无异于全国人大在经济领域中立法权的全面放弃。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价格，如果由政府自行决定征税多少，纳税人无法讨价还价，则无异于卖方定价下的强买强卖，很可能导致定价太高或服务太差。

　　此外，还需要反思税收的性质。我国有关教科书中所说的税收三性——“强制性”、“无偿性”和“固定性”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的，已不符合时代的发展，如今更应强调税收的服务、公平、效率、法定、品质、博爱等原则。

　　“税权归民”既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一大基础，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。李炜光2009年便就此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。中国现在正从“百姓时代”进入“公民时代”， 有的学者在做公民税权意识启蒙，有的机构在编撰《公民税收手册》、《中国纳税人权利辞典》，有的网友在制作征税与纳税的微视频，“公民纳税是为了交换政府尽责”的税收逻辑正在深入人心。面对民众的税权自启蒙运动和“税权归民”的呼声，政府应因势利导，顺势而为，终止所有法外课税，将征税权主动交还全国人大，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与市场经济体系相匹配、与法治国家目标相符合的现代税收制度，让纳税人的权利得到落实，让税收的公平正义得到保障。